1942年我随军入缅甸参加远征军对日作战。在战斗失利时，上级派我带几十个人护送受重伤的长官罗卓英先撤到印度，因此后来大部队在退入野人山遭受重大损失，几万人在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中被猛兽，毒虫，瘴气，饥饿攻击，人员死亡十之七八，我幸运地躲过了那一劫。要不然，现在我可能早已埋骨野人山了。当然，最幸运的是我荣幸地参加了抗日战争。第二次幸运是我在抗战胜利后，看到日益临近的内战逼近，心急如焚，我不想骨肉相残，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。可我所在的新五军却是国民党军的王牌军，是一定会要上内战战场的。，只要在新五军一天，我没有办法躲过这一劫。于是我便想了许多办法，通过许多关系，脱离新五军调动到驻扎重庆的108军。那时我已因抗日战功被提升为中校副团长，被派去训练新兵。我很庆幸自己在后来的内战中没的对解放军开过一枪。我原来所在的新五军在淮海大战时被解放军全部歼灭，连我们军长杜聿民也被活捉，我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。

　　我的第三次幸运是重庆解放前夕，我看到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，在人心惶惶之时，我脱离军队，带着武器向包围重庆的解放军投诚，得到了解放军的宽大，打发我路费回家乡。那时从重庆到湖南路途遥远，交通不方便，且路上乱兵多，土匪多，特别不安全，我费尽周折，经过一个多月跋涉，才经过九死一生回到湖南长沙。家人见我平安回来，都激动得泪水直流。回到长沙，因为刚解放，没有工作安排，我便找弟弟借了几百块钱，在长沙现五一广场的东南角，原奇珍阁酒楼隔壁开了一个小小的香烟槟榔店，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。后来在公私合营时被安排到长沙冰厂当会计，生活安稳。所以我庆幸自己选择脱离国民党军是正确的决定。

　　我的第四次幸运是熬过了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中,象我这样的前国民党军官受冲击是不可避免的，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游街批斗，我却比较幸运，因为我的历史早已作了结论，我们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都非常好，只是把我从会计工作调到后勤拖板车，没有象别人那样戴高帽游街批斗，没有挨打。只是我婆婆自尊心强，受不了批斗含冤而死。

　　我安慰自己：下放劳动就是给我一次锻炼身体的机会。以前我天天坐办公室，一吹风就感冒。拖了一年多板车，身体好了，不但饭吃得多了，精神也好了，拖一天板车也不觉得累。人生有一失必有一得，所以我对什么事都看得开，这可能也是我能活到一百岁的原因吧。

　　我的第五幸运是我活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。加上我有几个孝顺的儿女，她们对我精心照顾，使我晚年生活无忧。而且我还幸运的又找了一个好老伴，俗话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如今我这个老伴也有九十多岁，两个人相依相伴安度幸福晚年。

　　百岁王老的话使我大受启发：平凡的生活，宽阔的心胸，儿女孝顺，夫妻相伴，这就是人生最高境界了。柳建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