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生活是没有如果的。”这是江永老知青周兰大姐的感慨之语。可是，生活要是有如果的话，周兰大姐的命运将会有重大改变。这是我听了周兰大姐的自述后的想法。

　　如果当年我不下农村？

　　1963年，刚满14岁的周兰从长沙市第21中初中毕业了。有着一副金嗓子的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，可是她却对生活充满美丽的幻想，听了来动员她上山下乡的干部的话：农村好，那里是共产主义的生活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好得不得了。幼稚的周兰想起可以坐从没坐过的火车，想起可以到风景如画的农村游玩，想起可以到遥远的地方去过一种梦幻生活，就毫不犹豫地报名要上山下乡，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其实那时她对农村是什么？社会主义是什么都不大清楚。她父亲周仁济老先生却十分清醒：你一个才14岁的小女孩到农村能干什么？当然不同意她下乡，并把户口本藏起来，想以此阻止周兰的幼稚举动。可周兰却偷出户口本，悄悄报名到了江永回龙墟农场。

　　周兰的父亲周仁济先生是长沙第一师范的资深教师，周仁济在一师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得他桃李满天下，后被评为副教授，文化大革命后曾任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周仁济是一师原校长周世钊的堂侄，所以周兰叫周世钊堂叔公，叫周世钊的妹妹、著名书法家周昭怡为姑奶奶，而周世钊当时是湖南省的副省长，还是毛主席的老同学，在湖南有着极高的声望。那时如果周仁济动用一点关系，周兰想找个工作是不难的。

　　如果我入了党招了生

　　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姑娘，来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偏远农村，其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见的。周兰说：我是个要强的人，我觉得自己既然选择了下农村，那我就要坚持下去。

　　我最困难也是我最自豪的时候是我在农场养猪。工区派我一个人管理一个大猪场，养了76头猪。每天要煮两次猪潲，每次三大锅。猪潲锅一个能装几担水，加上打扫猪场卫生的水，我一个个子不高，身子非常弱的小女生，一天光挑水就要挑几十担，猪扬里的剌鼻臭气经常熏得我饭都吃不下，但我还是没有离开猪场，天天一心一意的把我的猪喂好。最让我尴尬的是要我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赶脚猪配种，当我赶着脚猪在田间过路时，经常被人指指点点，可我一点也不在乎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一种光荣而自豪的工作。

　　因为周兰在劳动和生活中的出色表现，所以她被农场评为了县级劳动模范。不久她担任了团支书，还要发展她入党。再后来，农场鉴于她表现好，要推荐她上大学。周兰说：当时长沙第一师范和水电学校都准备录取我，可那时已是文化大革命中，我的父亲被打成了臭老九、21种人，被扫地出门，家也被抄，他已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。当我失望地回到江永时，我的政审没有能通过，上大学名额被另一个知青同学顶替。同时，我的入党申请自然也没能通过。

　　如果我当时入了党，上了大学，那我的生活决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了。但生活是没有如果的。

　　回城后的几个如果

　　周兰回城后，因为是病退，没有工作安排，只能在街办的小油漆厂当油漆工。因为当过知青，周兰特别能吃苦耐劳，她凭自己的努力和苦干赢得了小油漆厂同志们的信任，不久便担任了厂长。当改革开放后，许多街道小厂都经营不下去了，周兰只好到第一师范找到一个还是当油漆工的事做。可是，周兰身体对油漆敏感，只要一接触油漆便全身发痒，于是她又换到一个小织带厂做事，虽然要翻三班做夜班，可周兰也只能坚持，因为要生活下去就得有一个工作。

　　其实，周兰的父亲周仁济先生这时已担任了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如果动用一下权力，给女儿换个好工作，应该不是难事。可是，周老先生是个特别正直清廉的人，从没有考虑过要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。周兰也继承了父亲的好传统，情愿咬着牙坚持也不愿向父亲开口。

　　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周仁济老先生过世了，当时长沙市的书记市长等领导来看望周兰等亲属，领导们对周仁济老先生的一生给与了极高的评价，见到周家特别清贫，便关心地问：你们家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组织，组织上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。如果周兰们开一句口，市委书记市长们一定会帮她们家解决困难的，可是周兰们硬是秉承了父亲的精神，没有向领导提一点要求。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：如果你们向领导反映一下困难，那会给你们生活带来极大好处呀。周兰只能笑笑：生活里哪里有那么多如果？

　　现年64岁的周兰有一个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好爱人，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、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好儿子。她退休后生活虽然仍然清贫，可每天能和老伴开心地生活；能不时去和老友们K歌，一展仍然嘹亮的歌喉；能常和知青老战友们聚会，她觉得过得充实幸福。柳建球